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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扩大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着力点。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通过积极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大幅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提供多种国际公共产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举措，在制度型开放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和重要实践，积累了经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经济全球化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深远、地缘政治冲突、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等新挑战，也存在着我国经济强劲复苏、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全球治理参与度提✅升等新机遇，这也✅为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战略机遇。按照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要继续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更加积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和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优化开放合作环境。

　　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中第七部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其中，第一个㊣措施就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制度型开放，是改革不适应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具体㊣表现为在“边境上”和“边境后”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虽然制度型开放的提法源自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但我国对其的实践至少可追溯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大规模、系统性实践则是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的。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习，2019)[1]。其中第七✅部分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实㊣践由此步入新阶段。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杜尚泽等，2024)[2]。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度型开放已取得重要进展，但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空间。深刻总结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实践和经验，厘清当前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明晰今后的努力方向，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海南自贸港)，是我㊣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2013年9月，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揭牌成立，2023年11月，西北沿边地区首个自贸试验区在新疆设立，经过七次扩容，我国已建设22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新格局。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截至2024年5月，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累计开展3500多项改革试点，取得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制度创新成果。其中，在国家层面累计复制推广了349项制度创新成果，覆盖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政府“放管服”改革等领域。在制度创新驱动下，2024年上半年，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20.8%的外资引入和19.5%的㊣进出口金额。

　　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规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成果便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即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我国首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由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挂牌次日发布，之后推广至其他自贸试验区。2016年，全国人大修改“外资三法”，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自贸试验区扩展至全国。2017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将实行了30多年的全链条审批制转变为有限范围的审批和告知性备案的管理制度，实现了我国外资管理模式的一次根本性、颠覆性的变革。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版和全国版的负面清㊣单均在不断做“减法”，逐渐扩大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其中，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从最初的190条限制性措施缩减至目前的27条;全国负面清单从最初的93条缩减至2021年版的31条，2024年又进一步缩减至29条。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更短，制造业条目率先清零，服务业开㊣放度也高于全国水平。因此，自贸试验区在外资管理模式上，也在开放领域上发㊣挥了“试验田”的作用。一些限制性措施先从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移除，一段时间之后再从全国版负面清单删除。例如，2018年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取消了禁止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与核燃料生产的规定，2018年版全国负面清单仍保留这一规定，到了2020年版也被取消。

　　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为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开展了包括“单一窗口”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创新。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推出“单一窗口”，将“线下”和“串联式”口岸通关流程转变为“线上”和“并联式”。经过㊣十年的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实现与海事、海关✅金砖大家庭扩容、检验检疫、边检、商务、税务、外汇、交通、金融等20多个部门的信息对接与共享，服务超过60万家企业，每年节省贸易成本超过20亿元。2016年，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全国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建设，有效减少了企业通关的时间和成本，从而得到了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的高度评价，并向全球推介。

　　在服务贸易领域，海南自贸港率先实施了我国第一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破除了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服务贸易模式下存在的壁垒，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2021年，商务部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其中列出了11类70项措施，其开放水平不仅明显高于我国入世承诺，也超过了绝大多数我国已签署的自贸协㊣定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水平。2024年，商务部发布了首份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分别包括71条和68条限制措施，这标志着首次在全国范围对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起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在金融开放创新方面，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取得了一批以自由贸易账户为核心的制度创新成果，涉及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外汇管理和支付结算等诸多方面。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设立了本外币一体化、分账核算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立了“一线审㊣慎监管、二线有限渗透”的“电子围网式”事中事后管理制度，不仅便利了试验区内企业的国际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融资汇兑，也能有效地隔离、监测和管理跨境金融风险。自由贸易账户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落地实现了全面国民待遇、公平竞争和业绩需求禁止等国际经贸规则。自由贸易账户已推广至广东和天津等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此外，自贸试验区的许多金融制度创新成果已在全国推广，如外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跨境人民币全程电子缴税、境外金融职业资格认可机制、动产质押融资业务模式、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创新、知识产权证券化等。

　　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是商事制度改革。针对“难”和“准入不准营”等问题，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进行“先照后证”“证照分离”“照后减证”等试点改革，并在全国推广实施。为进一步“简政”，上海自贸试验区启动“一业一证”试点，将企业经营所需的多张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实现“一证准营”。截至202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已在31个行业发放了5000多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平均审批时限缩短近90%，申请材料压缩近70%。目前，“一业一证”已推广至山东、湖北和北京等地。

　　为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在制度型开放中的“试验田”和“领头雁”作用，2023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提出㊣㊣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聚焦若干重点领域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商务人员临时入境、数字贸易、营商环境、风险防控等六个方面的33项举措。经过一年的先行先试，这5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已取得一批引领性、开创性的制度创新成果，为我国加入高标准经贸协议提供了试验支撑，为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探索了实践路径。这些成果包括:一是开展一批“首创首试”制度创新，例如率先放宽汽车发动机等62种再制造产品✅进口，率先实施预裁定依申请展期制度，率先突破信息技术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方式等;二是推出一批“连通市场”开放举措，覆盖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外企高管和专家及其随行家属的签证政策、外资金融机构的新金融服务申请审批等方面;三是实施一批“降本增效”惠企政策，例如对暂时进境货物在提供担保后暂不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对符合条件的进口空运快运货物实现快速通关等;四是形成一批“高效透明”管理实践，包括发布在线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提升政府采购项目透明度等。

　　上海自贸试验㊣区不仅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也是制度创新的先行者。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了我国首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建成了首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设立了首批自由贸易账户。鉴于此，2023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国发〔2023〕23号)，提出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更好地发挥其先行先试作用，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范区。其中，提出服务贸易、货物贸易、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领域改革、相关“边境后”管理制度改革、风险防控等七个领域的80条措施。这些措施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新突破:一是以更高水平进行压力测试，涵盖国际经贸规则的前沿议题，如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开放共享和㊣治理、知识㊣产权全流程保护等。二是以更大力度深化国内相关改革，在80条措施中，超过一㊣半都涉及“边境后”规则，包括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改革、劳动者保护、环境保护等。三是以更广领域探索制度创新的系统集成，措施涉及跨部门、跨领域、跨行业的体制机制创新，而非单个部门、单个领域、单项制度的修改补充。2024年2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相应的实施方案，提出117项具体落实措施，并且每条措施都指定了落实部门，其中部分措施已落地生效。例如，2024年4月，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启用，打造数据“绿色通道”，这是全国首个由网信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建设运营的数据跨境服务中心。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已于2011年修订过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在2015年和2017年再次进行修订，限制性措施大幅减少。与2011年版《目录》相比，2015年版《目录》将限制性措施从180条减少到93条，2017年版《目录》进一步将其缩减至63条，比2011年版总计缩减65%。这三版《目录》中的鼓励类条目数量基本不变，稳定在350条左右。

　　2017年版《目录》明确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其中包含部分鼓励类有股比要求的✅条目以及限制类和禁止类条目，作为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基本依据。经过5次修订，2021年版全国负面清单已缩减至31条。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版全国负面清单中，金融业外资准入的限制性措施已清零。在制造业领域，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已于2021年清零，全国负面清单仍有两条限制性措施，即“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和“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2024年9月6日，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取消了这两条限制，将限制性措施从31条减至29条，实现全国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

　　针对外资管理体制的变革以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201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2020年1月1日实施的《外商投资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法》取代了对外资逐案审批的“外资三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的外资立法，在制度型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了外资准入和管理制度外，《外商投资法》也确立了对外资的促进和保护制度，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规则相衔接，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内外资一致的思想贯穿始终，体现了国际通行的竞争中性原则。例如，负面清单以外领域按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外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参与标准制定和政府采购等。

　　此外，在负面清单独立发布后，《目录》主要是鼓励类条目。2019年，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整合并修订了2017年版《目录》的鼓励类条目和2017年版《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和引导外国投资者在特定行㊣业、领域、地区投资，包括两个子目录:一是《全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适用于全国，是外资产业促进政策，主要鼓励外商投资高端制造、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业以及技术服务和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二是《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适用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海南省，是外资区域促进✅政策，主要是发挥各地劳动力和特色资源等比较优势承接外资产业转移。经过3次调整，2022年全国鼓励类条目从2017年的348条增加到519条，区域鼓励类条目也从2017年的639条扩展到955条。

　　我国始终积极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例如，我国于2017年在WTO主动设置、牵头发起了投资便利化议题，并促成《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在2023年结束文本谈判。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协定，有超过120个WTO成员参与。在谈判中，我国先后提出15份正式提案，并多㊣次就谈判难点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以中国方案引领高标准国际规则构建，这对WTO规则制定以及重振WTO谈判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为世界提供的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2013年3月，习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9月和10月，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开放、绿色、廉洁为本色，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走出一条造福全世界的幸福之路。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地区)、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了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领域深化合作，已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例如，在政策沟通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和非盟《2063年议程》等区域战略，也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越南“两廊一圈”、南非“经济重建和复苏计划”等国家战略实现对接。在设施联通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本架构，基本形成“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格✅局。其中，截至✅2023年6月，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7.4万列，运输近㊣700万标箱，货物品类达5万多种，涉及汽车整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等53大门类，货值超3000亿美元。在贸易畅通方面，“一带一路”国家在工作制度对接、技术标准协调、检验结果互认、电子证书联网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提升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2013—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2023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额达到约2.74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6.6%。在资金融通方面，我国设立丝路基金，并与相关国家一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在民心相通方面，截至2023年6月，我国与144个“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签署了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合作文件，与4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此外，我国也积极推动健康、绿色、创新、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习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分别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是我国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分别聚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消除全✅球安全困境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推动构建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其中，全球发展倡议全面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目标。截至2024年7月，80多个国家(地区)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合力构建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联合国专门成立全球发展倡议推进工作组。全球安全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写入了90余份双多边文件。全球文明倡议也已写入我国与巴基斯坦、阿联酋、匈牙利等十几个国家的双边文件。

　　此外，我国通过国家级“会展矩阵”，搭建了多个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形成了一批全球共享的公共产品。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可追溯到1957年春季。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自2012年以来经过更名、升级，已在北京举办十届，成为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最大的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会)是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自2018年以来已在上海举办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消博会)自2021年以来已在海南举办四届，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展现了中国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重要平台。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贸会)自2022年以来已在杭州举办两届，成为推动全球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自2014年以来，我国共签署了11项自由贸易区协议，还签署了5项已有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升级版。按照时间顺序，11项协议依次为：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格鲁吉亚、中国—马尔代夫、中国—毛里求斯、中国—柬埔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厄瓜多尔、中国—尼加拉瓜、中国—塞尔㊣维亚、中国—白俄罗斯。5项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升级版分别是:中国—东盟(升级版)、中国—智利(升级版)、中国—新加坡(升级版、进一步升级版)、中国—巴基斯坦(第二阶段)、中国—新西兰(升级版)。目前，我国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3个自由贸易协定。另外，2024年2月，我国与洪都拉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安排。2024年6月，我国与秘鲁实质性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2020年与东盟10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了RCEP。这是目前覆盖世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已于2022年1月1日生效。另外，我国在2021年正式申请加入经贸规则标准更高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并在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对CPTPP和DEPA的相关规则进行主动对接和压力测试。例如，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先在海南自贸港实施，然后扩展到其他自贸试验区和全国，这与CPTPP的服务贸易规则一致;上海自贸试验区实施诸多“边境后”改革，涉及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改革、劳动和环境保护等，这与CPTPP的议题相符;上海和浙江等自贸试验区正在积极对接DEPA，促进数字制度开放。

　　新时代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及升级版越来越多地涵盖“边境后”规则和前沿议㊣题，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例如，在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中，我国首次以负面清单的模式作出高水平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的承诺。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版中，环境与贸易章节的规则标准要高于RCEP的水平。此外，中国—✅韩㊣国、中国—智利(含升级)、中国—新西兰(含升级)等自贸协定均纳入了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规则。

　　我国以往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也包含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但出发点是让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获利，以增强中国经济的活力。其中的制度型开放是被动对接，没有形成具有中国元素的国际公共产品。新时代的制度型开放是主动融合，创造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仅对标国际经贸规则，还以中国元素影响和完善国际经贸规则，从而搭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促使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全球南方”的方向演进。这种开放追求中国与合作伙伴的互利共赢，而不仅仅是对中国单方面有利。因此对制度型开放的评价不能单纯以对我国产生多少贸易投资增量为唯一标准，而应更多考虑增进世界㊣经济公平发展和“全球南方”福祉。

　　新时代的制度型开放既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也要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赋能扩大开放。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在扩大对外资的市场准入中，也促进国内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同时推进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国内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待遇;在扩大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开放中，努力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并以国内统一✅大市✅场衔接世界市场，在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中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勇于实践创✅新，又善于总结经验;先易后难，先局部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经验;再通过✅顶层设计，将局部经验系统集成，全面深化。例如，负面清单、“单一窗口”及“证照分离”等改革均由自贸试验区先行试点，在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再复制推广到全国。又如，行业开放也是分期分批推进，立足国内经济和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先开放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再逐步开放其他较为弱势和敏感的行业，将对外开放与保障国家安全有机结合。实际上，这也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行业开放与区域㊣开放、居民开放与非居民开放、“边境上”开放与“边境后”开放这三对开放关系、六种开放形式不断探索的发展路径(裴长洪，2020)[3]。正如习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要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取得了经验，形成了共识，看得很准了，感觉到推开很稳当了，再推开，积小㊣胜为大胜”(习，2018)[4]。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因此，制度型开放，应有积极进取之心，行小步快走之径;不求其大，但求实效;按照客观规律、稳中求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习在关于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也指出，“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在此背景下，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也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经济㊣全球化进入速度放缓、格局分化的调整期。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超级全球化”已不可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快速增长以及全球生产分工不断深化的一些传统驱动因素已失去了原有的动力(Antràs，2020)[5]。同时，新的科技革命推动的制造范式以及生产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尚未成为㊣大规模产业化发展的趋势，由此推动的世界新分工格局尚未成熟和展开。而在此之前，全球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也难以重现(裴长洪，2023)[㊣6]。

　　第二，逆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根据WTO统计，2009年以来，全球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增加，到2023年，生效的进口限制措施所涵盖的贸易几乎占了世界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尤其是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发动了加征关税的贸易战。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关税措施，还以出口管制、投资限制、歧视性产业✅补贴等手㊣段，将贸易战持续升级，并鼓噪“脱钩断链”，筑造“小院高墙”，开展“友岸外包”，严重破坏了全㊣球经贸秩㊣序。

　　第三，公共卫生事件、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2019年末至2022年底，公共卫生事件干扰了世界各国企业的正常㊣生产和人员流动，造成了用工成本高涨、运费飙升、物流中断、供应短缺、经济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等问题，给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挑战。2022年2月爆发并持续至今的俄乌冲突，以及美欧对俄的多项制裁，导致世界粮食和一些初级产品供给紧张，不仅使得世界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全球通胀压力攀升，也使一些供应链、产业链受阻。自2023年10月以来不断升级的巴以冲突进一步增加了全球供应链的风险。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出台了更多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力度，力促供应链、产业链的本土化，阻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上述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缓慢。2013—✅2023年的全球经济增速明显低于之前十年，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增速(见表1)。特别是美国2018年挑起贸易战之后，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速回落。2020年受公共卫生事件冲击，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2021年世界经济有所恢复。然而，受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的影响，2022年和2023年的经济复苏放缓。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2.6%，仍显著低于公共卫生事件前的水平。另外，与十年前相比，2013年以来的世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速也趋于下滑(见表1)。尤其是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FDI分别下降了7.28%、16.83%和43.08%。2021年，世界贸易和投资均出现大幅回升。受到地缘冲突的影响，全球FDI在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下降，货物贸易也在2023年呈现负增长。在这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不稳、外需疲弱、投资动能不足的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负面影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影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整体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使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挑战。

　　第四，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加速重构，但部分领域的规则尚未达成国际共识，存在规则碎片化现象，这给我国对标国际规则带来了挑战。例如，目前数字贸易规则存在“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前者强调数字贸㊣易自由化，而后者则希望在隐私保护和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之间达到平衡。这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数字贸易发展现状、理念和利益诉求上的分歧。DEPA虽然为数字经济创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制度框架，但其成员覆盖范围较为有限。又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经贸规则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考虑范围，然而，相关规则分散在区域贸易协定、WTO多边机制和单边法规之中。从区域贸易协定的情况来看，根据WTO统计，截至2021年，18%的区域贸易协定中至少有1项条款明确提及气候变化、全球变暖、温室气体减排或低碳经济。其中，CPTPP的第20.15条是“向低排放和具有韧性的经济转变”，而RCEP尚未涉及气候变化议题。从WTO多边机制来看，虽然在WTO框架下尚未建立一个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但WTO发布了一套“气候行动贸易政策工具包”，呼吁成员采取恰当的贸易政策以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其中，WTO建议成员重新审视进口关税政策，以促㊣进绿色能源和低碳技术的使用。相应地，至少30个成员削减了可再生能源、低碳汽车和电动汽车的关税。从单边措㊣施来看，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法案已于2023年5月17日生效，这是全球首个碳关税，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征收。欧盟声称CBAM可减少碳泄漏的风险，但实际上，CBAM隐含了贸易保护主义。

　　注:世界GDP、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FDI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若能有㊣效应对挑战、化解风险，便可在危机中发现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新的机遇。

　　第一，西方国家鼓吹的“脱钩断链”并无客观可能。世界虽然正在经历“慢全球化”，但不会“去全球化”。从贸易㊣情㊣况来看，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显示，2021年和2022年，美国从我国的进口分别增长了18%和6%，美国对我国的出口也分别增长了21%和2%。2023年，虽然美国从我国的进口下降了22%，对我国的出口也下降了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脱钩断链”。这是因为，虽然美国✅从我国的㊣直接进口减少，但美国实行“友岸贸易”的国家(如欧盟国家、墨西哥和越南等)从我国的进口增加，尤其是中间品进口增✅加。同时，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也㊣在增加，我国企业正在加大对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关键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最终武汉叉车司机招聘，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无法减少其对与我国相关的供应链的整体依赖度(AlfaroandChor，2023)[7]。

　　第二，面对外部冲击，我国经济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动力。2020年，在全球经济负✅增长时，我国经济增长2.3%，是当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2021—2023年期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约为5.4%，比世界经济同期平均增速高约1.4个百分点。2023年，我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引擎。一方面，我国经济呈现“稳”“进”“好”的鲜明特征，形成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另一方面，我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产生积极的✅外溢效应，给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增添了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呈逆势增长。特别是在2020年和2022年全球FDI下降43.08%和16.43%时，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我国FDI实现5.75%和4.53%的正增长。2023年，虽然我国吸收外资同比有所下降，但这主要是受到全球投资不振、上一㊣年基数较高、引资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而且FDI规模仍处于历史高位。其中，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达37.3%，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增长6.5%。

　　第四，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深重的时期，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等重要国际公共产品，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长期以来，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由发达国家主导，更多地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缺乏考虑。在近期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发达国家也抓紧抱团，试图打造排他性的新多边机制，逐渐挤压发展中国家正常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空间。对此，我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积极推进中非、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深度合作。例如，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G20)正式成员，埃及、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大家庭。2024年9月4日至6日在北京举办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围绕“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主题，我国和53个非洲国家谱✅写“全球南方”团结合作新㊣篇㊣章。此外，在国际标准尚未统一的新兴前沿领域，我国既积极对接已有标准，将国际㊣规则“引进来”，也努力提出中国方案，让国内规则“走出去”。例如，在数字领域，我国既申请加入DEPA，也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等国际规则和标准。

　　如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对照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任务清单，逐项落实，重点在以下四方面采取行动。

　　第一，我国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应继续积极推动与CPTPP成员和DEPA成员的谈判;另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削除与CPTPP和DEPA的规则不符的体制机制障碍，为谈判和加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应继续高质量实施RCEP，在严格执行701条约束性义务的基础上，努力落实170项鼓励性义务。

　　第二，系统梳理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对✅接CPTPP和DEPA的制度创新成果，包括《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国发〔2023〕9号)和《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国发〔2023〕23号)这两个文件实施以来形成的引领性、开创性的制度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将效果好、风险可控的试点措施及时在全国其他地区复制推广。

　　第三，提升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的系统集成创新和协同创新水平。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已形成了诸多制度创新成果，但还存在以下问题:集成性、系统性的制度创新较少，而碎片化、单领域的创新较多;整体性、协同性的创新较少，而局部性、单一性的创新较多;差异化的创新较少，而低水平的重复“创新”较多(裴长㊣洪和倪江飞，2024)[8]。对此，一方面，应给予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更大的改革自主权，进一步下放中央和省级的管理权限，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另一方面，应建立健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的评价机制，增加制度创新的权重，弱化对短期经济指标的考量。

　　第四，继续加大对“边境后”领域的改革力度，包括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第一，进一步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务市场的对外开放。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尚有一定差距。在开放行业上，应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应细分服务业不同的行业属性，按照先易后难的次序，优先开放商品属性较强、福利性较弱的行业。在开放举措上，首先，应以负㊣面清单为抓手，推动✅服务业开放。2024年3月和9月，我国分别发布了首份全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2024年版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这两份负面清单实现了对服务贸易所有模式的全覆盖，前者涉及服务贸易的3种模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后者则涵盖第4种模式，即商业存在。应抓紧全面落实这两份清单，确保开放措施及时落地。其次，应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目前全国已建立11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区，今后可进一步将试点扩围，在试点示范区加大电信、医疗等重点行业开放力度，将试点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成果及时总结推广。同时，也应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加大服务业外资准入的压力测试。再次，应考虑增加《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的服务业条目，引导外资更多投向服务业领域。最后，WTO框架下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结果已于2024年3月正式生效，我国应对照WTO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加强规则对接和规制协调。

　　第二，进一步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这是分享我国发展机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实际上，我国是最早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向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程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21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给予最不发达国家98%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的公告》，扩大与我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输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对原产于最不发达国家98%的税目产品实行零关税。RCEP也对最不发达国家设立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例如，在关税减让承诺上，我国在RCEP框架下对包括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在内的东盟成员做出67.9%的商品关税随协定生效立即降为零的承诺，而这三个最不发达国家仅需对我国29.9%的商品关税作出同样的承诺①。另外，中国—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已于2022年正式生效，这是我国与最不发达国家商签的第一个自贸协定，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开展互利合作树立了典范。今后应进一步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做出优惠安排。同时，在多边和区域的㊣经贸合作中，充分考虑最不发达国家的关切和利益诉求。

　　第一，继续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深入参与WTO改革，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2024年3月，WTO第13届部长级会议发布《阿布扎比部长宣言》，提出争取在2024年内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行。我国应努力推动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包括用足部长级会议的谈判授权，提出强调“所有成员均✅可使用”和“2024年㊣完成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时间表”这两个要素的中国方案，准备争端解决机制的替代方案，兼顾“以利益为基础”和“以立场为㊣基础”这两种谈判方法的平衡(徐清军，2024)[9]。另外，在WTO框架下的渔业补贴、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等议✅题的谈判中，我国曾✅发㊣挥了积极作用，展现✅了大国担当，尤其是牵头推动并促成了《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和《关于加强监管合作减少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部长宣言》。今后我国应充分利用已积累的谈判经验和中国最佳实践案例，在更多的议题谈判中起主导作用，并推动将更多开放式诸边谈判的成果纳入WTO多边体制的框架。

　　第二，在尚未形成国际统一标准的新㊣兴领域，如数据跨境流动等，应及时提出明确、精细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型公共产品。2023年9月，我国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提出“深海、极地、外空、网络和数字、人工智能等成为全球治理新疆域。”应积极探索这些新疆域的治理规则，成为国际规则的引领者。在数字领域，我国虽已摸索形成“中式模板”，但主要是关注跨境电子商务和数据安全，较少涉及数字贸易市场准入和数据跨境流动等议题(盛斌和陈丽雪，2023)[10]。202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数据跨境流动和开放共享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应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同时应完善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国内制度配套，如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和数据流动监管等，为进一步丰富、细化、应用“中式模板”奠定基础。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主要多边金融机构深化治理改革，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进一步完善份额和治理结构，提升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IMF、世界银行、G20、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同时，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更好地发挥作用，建设性地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在数字金融监管等方面大胆探索。此外，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保留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资金支付体系的联系作为主渠道;另一方面，培育壮大相对独立于美元中心体系的不同国家与地区银行间的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作为补充渠道。

　　第四，深化中非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合作，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跟跑转变为并跑和领跑。2024年，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应以此次扩员为起点，进一步提升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员、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全球南方”合作的领导力。另外，我国接任2024—2025年度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并将于2025年㊣主办峰会。我国✅应以此为契机，联合上合组织成员，建设团结互信、和平安宁、繁荣发展、睦邻友好、公平正义的共同家园。此外，2024年9月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了《关于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应尽快研究落实相关合作举措。

　　第五，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机制，落实“八项行动”，包括: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等。此外，继续㊣举办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消博会、数贸会、链博会等国家级会展，向世界各国主动开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努力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

　　第一，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继续推动中国—洪都拉斯、中日韩、中国—萨尔瓦多、中国—海合会等自贸协定的谈判。同时，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签✅署以及其他现有自贸协定的升级。根据我国和自贸伙伴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诉求，将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纳入自贸✅协定。例如，提高货物贸易零关税的比例;以负面清单的方式全面推动服务贸易和投资扩大开放，包括扩大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纳入更多“边境后”措施和新兴前沿议题，包括数字贸易、绿色经济、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等。

　　第二，提升现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利用率。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22年，我国自贸协定的综合利用率接近80%，但是存在利用率有高有低的问题。对于利用率较低的自贸协定，应查找堵点，通过宣传培✅训，指导企业把自贸协定的各项规则用足用好，充分发挥现有自贸协定的作㊣用。例如，我国对RCEP原产地规则的利用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22年我国企业出口规则利用率为3.56%，进口规则利用率为1.03%，2023年分别上升至4.21%和㊣1.46%。对此，一方面，我国应积极与RCEP㊣其他成员沟通，共同努力提高规则利用率;另一方面，应加强对我国企业的指导，提高企业利用RCEP原产地规则的便利度。

　　第三，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契合度，包括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等，增强联动效应。首先，我国应积极探索与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其次，对于已签订的自贸协定，应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内设立专门的联络和研究机构，提高协㊣定规则的利用率，及时查找、分析并解决协定实施中的问题，并将解决办法适时推广至全国其他地区。对于其他正在谈判和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的自贸协定，如中日韩自贸协定等，也应在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对协定有关规则先行先试，加大压力测试的力度，在局部实践中探索协定全面实施的可行性和影响，凝练制度创新成果。最后，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应因地制宜承接“一带一路”项目，深化“五通”合作以及在数字㊣化、绿色化、卫生健康等新领域的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重要载体。

　　我国对外开放已经更多转向规则、规制、管理与标准的制度型开放，这标志着我国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转向引领者，从国际经济治理、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适应者转向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这两个重大转变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大战略机遇，也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与世界生产力、世界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所产生的对中国与世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提出的改革诉求和内在依据，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发展方向，而且还将对世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完善产生深远的影响，最终㊣必将推动世界生产力、世界经济向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公平和普惠的方向发展。

　　[1]习.关于《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 2019-11-6(4).

　　[2]杜尚泽，邝西曦，张晓松，等.新征程上的一份纲领性文件[N].人民日报， 2024-7-20(2).

　　[3]裴㊣长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践进展与理论认识[J].国际贸易， 2020(㊣12):4-12.

　　[6]裴长✅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周年:基本经验和提升战略[J].财贸经济， 2023， 44(7):5-21.

　　[8]裴长洪，倪江飞.我国制度型开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实践创新[J].国际贸易问题， 2024(3):1-14.

　　[㊣9]徐清军.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谈判过程研究———基于戏剧化建构主义的㊣视角[J].国际商务研究， 2024， 45(4):61-73.

　　[10]盛斌，陈丽雪.区域与双边视㊣角下数字贸易规则的协定模板与核心议题[J].国际贸易问题， 2023(1):19-35.